在秩序行政中，行政调查人员主要通过人身搜查、住宅搜查、询问等带有强制性的方式直接获取个人信息。
[21]就情形B而言，鉴于基本法合宪性的决定已经确认，相关问题的处理仍以基本法为依据，由此不难解决冲突。但是，前人试图分别列举这种规范清单的努力不了了之，表明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参见韩大元：《维护宪法和基本法权威，大力增强国家认同》，《中国人大》2017年第11期。恰恰相反，宪法规范仍有发挥作用的空间。从法律角度讲，在全国人大已经就基本法的合宪性作出权威判定的情况下，剩下的问题仅仅是，基本法未尽之处是否应直接适用宪法条文以及具体适用哪些条文。参见刘茂林：《香港基本法是宪法性法律》，《法学家》2007年第3期。第二，《香港基本法》的目的在于建构、维护和发展一套适合香港自身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这一法律秩序亦包含对(地理意义上的)特别行政区以外的有关国家机构的授权，因为非此不足以确保一国两制方针的落实。
(4)后者调整某一对象，而前者缺乏相应规范。因此，一国原则作为一项标准，也失之于模糊，至少混淆了那些单纯提供国家机构建制的条款与规定该等机构如何行使职权的条款：前者是基本法不必调整的，而后者则是基本法从未放手的。对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是地方人大常委会的重要职责，备案审查也要以全覆盖为目标，地方监察委员会不应成为例外。
组织架构决定组织权力。寓支持于监督之中，是以往地方人大处理与一府两院关系的基本理念，同样也适用于地方人大处理其与地方监察委员会之间的关系。监察体制改革以前，对公职人员的监督权散布于各国家机关中，如行政机关的行政监察、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以及各国家机关履行监督职能的部门监督。地方人大对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各种监督，最终目的并不是要对其进行问责，而是要通过监督来预防权力滥用以及防止权力滥用的后果进一步恶化。
发扬人民民主是地方人大履行监督职能时应遵守的重要原则，让地方监察委员会在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上做工作报告，才能使之接受最广泛的民主监督。[15]刘艳红：《监察法》与其他规范衔接的基本问题研究，《法学论坛》2019年第1期，第6页。
其二，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问责机制建设。将地方人大对地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纳入整个法治监督体系之中，有助于解决地方监察委员会作为监督者难以监督自身的问题，克服扁平化监察监督权的内在贫困性。地方监察委员会作为依法行使监察权的专职专责机关，其在对人实施全覆盖监察之时，该监察权之行使同样也要对地方人大负责。而最能体现监督实效的，无疑是刚性问责。
代议制民主的核心权力有二：一是代表权，它可以通过代理制度来解释，这是民主机构产生的必备条件，即通过人民民主的形式选举出的代表来执行代表职务。第一，听取和审议专项报告。从监督方式来看，跟踪督查主要是对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即执法检查，换言之，通过在执法检查中建立跟踪督查机制，以此来固化工作流程，实现跟踪督查的长效运行，这是督查机制建设的关键。 摘要: 在一府一委两院宪制架构的基础上，贯彻落实地方监察委员会对同级人大负责的宪法规定，建构符合地方人大属性的监督模式，是推进法治反腐全面深化，实现对监督权的再监督的必要保障。
目前，《监督法》还未来得及修改，尚未将监察委员会纳入督查的范围，但顺着前述地方人大监督一府一委两院的逻辑，确立对监察委员会的督查机制是合法合理的。具体评议指标可以包括：工作人员是否存在程序违法行为，以便增强工作人员的程序意识。
从监督的实效性来看，组织执法检查或可成为对监督权实施再监督最为有效的方式，因为监察委员会办理案件具有高度的封闭性，同级检察机关难以发挥监督作用，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定期组织执法检查，无疑能够大大提升监督效能。参见张宪军：人大代表‘参政议政的提法不妥，《人大建设》2001年第8期，第38页。
这样做显然符合监察委员会作为专职专责监督机关的法律定位及监察全覆盖的改革目标。但是，当人大代表同时具备公职人员身份时，便可能因职务违法或职务犯罪而成为监察对象，并被依法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如留置措施。[19]参见谷志军：谁来监督监督者：监督权问责的逻辑与实现，《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期，第177页。同体监督的症结在于多种权力合为一体，而唯有权力分解才能实现有效监督和制约。二是督查与问责的衔接。[25]1999年制定，2017年修订。
为加强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2019年度的重点任务有两项：一是推进配套立法尤其是《政务处分法》及《监察官法》的立法工作。具体而言：其一，人大代表要履行特定的程序才能开展对地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工作，通常是递交申请，并经依法批准，只有有关部门主动联络时才免于申请。
《监察法》作为规定监察权这一新型国家权力的专门立法，对其实施执法检查，既体现了执法检查法律巡视的作用，又有助于不断总结法律运行中的经验，并为制定与《监察法》相配套的规范性文件提供有益参考。长期以来，我国国家机关实行的是两级多元主体的监督模式，第一级是各国家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
(一)现有过程性监督方式之观察深入分析《宪法》99条、《监督法》以及相关配套法律规范的规定，我们会发现，地方人大对地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实际上贯穿于监察权运行的全过程。[5]刘艳红：职务犯罪案件非法证据的审查与排除——以《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之衔接为背景，《法学评论》2019年第1期，第182页。
[27]参见刘艳红：程序自然法作为规则自洽的必要条件——《监察法》留置权运作的法治化路径，《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第10页。将预防作为地方人大监督的首要任务，还原了其寓支持于监督之中的基本理念。就地方人大的常态化过程监督而言，根据《监督法》的规定，既有柔性的监督方式，如听取和审议专项报告、人大代表监督、进行询问等，也有刚性的监督方式，如组织专项执法检查、提出质询等。目前，地方监察委员会尚未制定联络地方人大代表并主动接受监督的规范性文件，但人大代表监督可依申请作出。
[16]马怀德，见前注[3]，第8页。[32]参见李云霖：论人大监督规范性文件之审查基准，《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12期，第60页。
但是，党的监督要求被监督者有党员身份，不具备党员身份的监察委工作人员原则上不在监督之列。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受其监督。
[9]See Kaare Str?m,Deleg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i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37, No.3,2000, p.261.[10]关于人大代表的职责或权限，多使用参政议政参政议政权等表述，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5条及第4章的规定来看，使用执行代表职务这一概念更为妥当。从我国监督机制构造及监督实践来看，异体监督是可以有很多种方式的，比如党的监督、群众监督等等。
受国情、制度设计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人大代表制度兼具委托代表制与独立代表制双重的特性：一方面，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独立自主地行使参政议政的权利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人大代表是民意代表，并非监察对象。并且，这两种监督都属于非国家机关监督，无法保障监督机制运行的常态化。比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以下简称《代表法》)第32条第2款的规定，对县级以上人大代表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时，必须经过该级人大主席团或人大常委会许可。
[31]参见何深思：人大监督刚性的天然缺失与有效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1期，第54页。二是落实到具体个人的问责，包括撤职、罢免案的提出和审议。
在新型一府一委两院宪制架构下，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地方监察委员会监督的内容也主要表现为前述针对一府两院的七大职责。这种支持性监督蕴含着和为贵的文化基因，为了体现这种支持性，预防并督促有关机关自我纠错成为人大监督职能的主要体现。
[21]孔令伟：人大监督要兼顾‘微观监督，《浙江人大》2018年第12期，第54页。其三是监察委员会对职务犯罪的调查权大体对应于转隶前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
